因而，凡是宪法中规定不明确的或难以操作的内容统统应该删掉。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施密特认为，政治统一体的首要任务就是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存在。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人民是我国宪法上具有的高度政治性的概念，饶有兴味的是，刑法在该词语的使用上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本文摒弃宏大叙事之路径，力图从微观入手，尝试对阶级斗争条款的规范内涵与立法目的、宪法界限与效力效力的表现形式进行一种体系化的思考，以厘清其在我国法秩序内所承载的意涵。上述前者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与宪政模式为样板，对我国宪法部分内容进行否定性的解释。无疑，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的政治决断构成了宪法修改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将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的阶级斗争条款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的论点是很不充分的。笔者认为，施密特虽未道出最后的真理，然而其观点在制度发生史的意义上仍然是颇有见地的。它之所以能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就在于，原则解释是开放式的。

除了一致通过的情形，美国法院的判决书总是在多数意见之后，附属上少数意见，或称反对意见，某一个案件的少数意见可能会在以后的判决中成为多数意见，这种情形在美国司法制度的判决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判决书中的反对意见不容忽视。事实上，Bradwell案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其后的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将在Bradwell中所确立的对妇女的定位逐步拓展至妇女在其他领域的各项权利，如妇女的工作权、妇女的陪审员资格以及妇女工作特殊时限等问题上。Bradwell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最高法院以八比一通过大法官米勒撰写的裁定，维持州法院的判决。在抽象的层面上，平等规范的两个子原则的原则性质是形式的，只是在具体的案件中才与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原则相结合，从而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

[3]采用法院多数意见的决定方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多数人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参见Peter Iron， ed.， Justice Delayed: The Record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ses（1989），转引自[美]保罗·布莱斯特等编：《宪法决策的过程》（下册），张千帆、范亚峰、孙雯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1页

反对意见认为，军事当局的限制措施是违宪的，尽管军事当局作出的决定可能确实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对于这一点法院无法根据证据规则加以证实，也就是说，站在法院的立场，区别对待的适当性和必要性都是难于判断的，但是区别对待的后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但对原告的自由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会使刑事程序中的种族歧视原则永远合法化，当局会把这些原则当做一大武器，一有需要就拿出来。  王蕾，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并无确定的优先顺序，如果个人自由在一切情况下都优先于国家利益，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注释】 [1]对此，学者多有论述。

1.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 由于原则都是关于一国法律体系中根本性事务的规定，单就这一点来说其应该绝对地被实现，但由于原则的表述上的模糊性，又使得它具有了不确定性，原则的内容就有了被限制的可能性，无法绝对地实现而只能表现为最佳化命令（尽力实现的命令）。这两方面的理由分别是加在相同对待与不同对待两端的砝码，哪一端更具分量全系于法官的利益衡量。反之，如果国家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于个人自由，自由在国家所辖范围内都将无处容身。布莱克认为，这些情况的存在证明对日裔居民施加暂时的自由限制，对于国家的安全利益来说，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根据衡量定律，原则p1与p2相碰撞，若p1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越高，则p1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提高{1}（P146）。因此，在有关种族歧视的案件中，法院的态度无论是维持立法者意愿的不作为，还是支持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一方，都毋宁是某种偏颇的宪法立场{10}（P82—88）。

因此，从国家安全利益实现时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严重性的角度，可以证明个人自由实现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名义上的选举权并没有立即改变妇女的社会不平等地位，但是它无疑说明多数普通民众对妇女参政的肯定态度。

市民社会必须遵从事物的通则，而不能例外之时，不会令当时的法律人和民众感到惊奇，因为它是深藏于市民文化中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了支持和力量。法官前后态度的巨大落差并非偶然，它其实是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在司法层面的一种反应。[3]采用法院多数意见的决定方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多数人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原则的实现程度受到法律与事实两方面的限制，事实上的限制由特定时空的社会条件所构成，而法律上的限制则表现为与原则相对立的法律规范{1}（P47）。Sharon每月替丈夫支付的生活费不到一半以上，这样Sharon就不能获得额外住房和医疗津贴，她向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事实上，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就上述案件中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向全体日裔美国人正式道歉，并向当年遭受拘留的尚在人世者每人赔偿2万美元。

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为了说明平等规范的内部衡量受社会因素的深远影响，我们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性别歧视领域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的参照。

双方的论证思路都清楚地显示出存在两个彼此竞争的原则——要求将日裔居民与其他种族的公民相同对待的原则和要求将他们区别对待的原则。在1957年的巴伐利亚州党案{3}（P579—580），德国联邦议会1949年曾作出决定采取地区代表和比例代表结合的选举方式，在和地区代表制结合的基础上，比例代表制还受到5%规则的立法限制。

从原则解释的层面来看，在这两个案件中，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法官的个人倾向，也不是解释的正误差别，而是系争案件中相同对待与不同对待的分量对比。最高法院以六比三通过大法官撰写的裁定，维持原判。

第二阶段，宪法法院考察的是，5%规则是不是达到防止议会分裂和形成妥当立法的必要手段。同样是对妇女权利的剥夺或限制，一个是符合妇女本性的适当区分，另一个却是贬低妇女地位的无理歧视。与Bradwell案相比，在1973年的Sharon诉Richardson案中{8}（P968—970），法官对于性别分类的态度有较大的转变。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明确地将选举权的主体限制为年满21岁的男性。

可以说，妇女在政治、民事权利领域遭受着广泛的区别对待，这一区别对待在今天看来是理由牵强、结论荒谬的。参见Peter Iron， ed.， Justice Delayed: The Record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ses（1989），转引自[美]保罗·布莱斯特等编：《宪法决策的过程》（下册），张千帆、范亚峰、孙雯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1页。

同样曾在上述部门服役的妇女如要为其丈夫领取额外的住房和医疗津贴，则必须证明其丈夫一半以上的生活费是由她支付的。这一判断背后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

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兴起，为妇女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宪法法院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选择实现民主原则，将会造成以下的后果：议会就可能分裂成许多小团体，从而阻碍甚至阻止多数之产生。

并且将为小规模团体获得议会代表而创造机会，这些团体并不代表和公共福利相协调的政治纲领，而基本上仅代表一边倒的利益。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争议的焦点在于，在当前的案件中，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是否可以以种族为理由限制个人的自由。布莱克法官认为，在当前的案件中，国家安全利益应该具有优先地位。Korematsu因没有服从命令而遭到逮捕，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并且绝大多数职业妇女都集中在典型的女性工作部门和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她们的工资水平也仅达到男性同事的一半左右。在该案中，平等规范的内部衡量特点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具有原则性质的规则是这两个构成部分，因此下文要证明的是：其一，相同对待与不同对待的原则性质，以及它们在平等规范中的地位，这是事实层面的问题，我们主要借助从个案解释的视角分析简单案件的推理来论证这一点。他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军事情报的机密性和无法证明性，我们无法证明军方判断的适当性和可靠性。

这些变化大大地改善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它不但促进了妇女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评价和认识。近来，更有学者主张作为女性自然角色基础的生育能力不能成为政府施加特别义务的理由{10}（P320—323）。